冯俊锋:乡村振兴呼唤“雁归来”

　　千百年来，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耕种方式形成了我国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的传统生息繁衍模式。在费孝通先生看来，“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中国之所以称之为乡土社会，在于其社会特性就是人情的黏合与农民对土地的依附。这种传统的乡村社会造就了社会形态的封闭。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迎来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家庭分户经营、鼓励商品流通，一个接一个利好政策不断给农民“松绑”，封闭的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农民自发的求变心理顺应时代变革，自觉成为农村社会变迁的主体，农民的变迁与农村的开放性推动着农村社会的变迁。

　　在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图景里，村落是村民的基本组织单元，由这个单元扩散并构成村级自治组织，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圈子。改革开放后，乡村权力的对外开放是伴随着农民流动性加大而完成的，现代化与商品的冲击使农民不再视土地为“命根子”，他们走向山外，闯入大江南北，以大破大立的果敢姿态寻找信息、财富与机会。沿海地区部分农村得以率先进入城镇化，除得益于国家宏观开放政策与外来资本的注入外，还有外来“精英”农民的直接参与，外来农民工大多是知识化、年轻化的各地农村“精英”。他们参与沿海地区发展与建设，在当地成家立业，对当地的乡村治理，生活习惯改善，村民素质提升具有直接改变的作用。农民流动和社会分化使那些有能力的农村社会精英在他乡得以执掌权力，这种乡村权力配置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显著特征，是对过去单一农耕形态的一种颠覆，这种新型模式的出现，也加速了农村封闭权力结构的开放。

　　近40年来，农村劳动力密集流向沿海城市，生产要素在流动中得以重新配置和优化，从而促进了沿海城市经济的繁荣，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带动了附近农村地区逐步进入现代化，却也进一步加剧了不发达地区农村宝贵资源的流失和乡村凋敝。内陆青壮年农民的大量流出、社会精英的外流直接削弱了传统村治权力结构，乡村内部治理受到外部世界的挑战，乡村日常事务无人管理，本村集体经济愈发困难。一些资源紧张的行政村形成恶性循环，治理难度越大的村庄，流出的农民精英越不愿回乡当干部。许多地方要选一个合适的人担任村干部都很困难。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因此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四川省中部某县G村，离县城有70多公里，2008年20至45岁村民中无一人为党员，而“两委”主要领导均在55岁以上，培养一位“接班人”相当困难。像G村这种情况，在内陆省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建、共青团、妇联组织很难正常发挥作用，留守的部分农民尽管有参与村务管理的愿望，但是由于缺乏见识、文化水平不高与普遍年龄较大等原因，政治参与、村务管理参与等基本处于“虚置状态”。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培育懂得乡村、热爱乡村、植根乡村的新型职业农民是关键。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把走出去的农村精英“引回来”，把青年农民“留下来”，人气旺才能带动产业旺。农业人口大省四川常年在外务工者达到2000万以上，近几年四川把农民工和川商返乡兴业作为　“归雁经济”，成功回引近千名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大大带动了就地就近就业。江苏省充分利用富有特色的乡村田园，提前布局，把乡土文化元素融入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中，大力发展民俗特色和手工业，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品牌和可持续发展路子，以此成功留住新一代农民。眼下，中国更广袤的农村热土，亟须有见识、有技术、有资金、懂管理的精英农民“归雁”回村。(作者为四川省政府信息公开办副主任 冯俊锋）